劉洪波
據測算，湖北襄樊更名為襄陽，僅更改公章、牌匾、地圖、證照等費用將不下億元。這說的只是更名成本，而且是直接可見的成本。還有另一個看不見的成本在心理：對一些出生和成長于
“
襄樊
”
時代的人來說，地名的變化，會產生一種
“
被掏空了的感覺
”
。然而。無論直接的經濟成本也好，還是間接的心理成本也好，如果更名是合理的，那么長遠而言，不是大問題。只是提醒人們地名更改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襄樊有
60
歷史，襄陽的歷史是
2000
多。襄樊源于襄陽與樊城，得名于
l950
。那正是一個政權的初生期，襄樊隸屬襄陽行署。此時襄樊為市名，或有區(qū)別于行署名稱之意。但
'-3
時及后來很長時間，行署與治所名稱相同的并不少見。兩地各取一字以成新名。其實使我更容易想到
“
晉綏
”“
鄂豫皖
”“
湘贛
”
等根據地命名之法，這算是一種新的地名文化吧。盡管像武昌與漢口、漢陽合稱
“
武漢
”
，這種情況也前已有之，但幾個地名各取一字合成新名，確比根據地命名更為普遍。
地名一旦生效，影響當然巨大。一切歷史，在新地名下書寫；更重要的是，生老病死在新地名下完成，從而地名也變成很多人個人的歷史。然而，每一次新地名生效，這樣的事情都會發(fā)生，
“
寰樊
”
從無到有，同樣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在政權初生期的興奮中，人們對這個地名確曾有過
“
非驢非馬
”
的感受。
但無論如何，行署襄陽仍然作為一個大地名存在，尚可使地名的歷史溫情延續(xù)。后來撤銷行署，襄樊駕乎其上，襄陽僅為城市的一個區(qū)名。歷史地看，襄樊替代襄陽，可視為地方命名上的一次篡奪，時任市委書記表示當時
“
缺乏文化傳承理念
”
，就是這個意思。而另一個考慮，即
“
為了照顧襄陽和樊城兩地干部的情緒
”
，作為曾經發(fā)生的歷史，可令人啞然無語。在湖北，考慮兩地情緒的地名，更荒唐的無過于
“
荊沙市
”
。這個在荊州與沙市的地市合并中專為照顧情緒而搞出的非驢非馬的怪物，很快終止。兩之內，招牌兩換，直接成本可謂高昂；但還是要看到，畢竟迅速變回
“
荊州市
”
，尚不至于如
“
襄樊市
”
這樣，又制造了幾代人的心理代價。
湖北襄樊復名襄陽，與其說是引起地名更名的新一輪風潮，不如說是引起人們對地名文化的關注。地名作為一個地方的標志，被視為最便捷、最具影響力的名片，從而成為不少地方用心琢磨的對象。更名本身有改舊布新的快感，一個簡單的理由就能產生改名行動，我的家鄉(xiāng)，原稱沔陽縣，縣改市時，更名為仙桃市，據說是因為
“
沔
”
字難寫，而且音近
“
綿陽
”
。更多的地方為
“
擦亮旅游名片
”
而改名，確實收效可觀，而且旅游地點本身也大多具有文化內涵，這類改名中只有
“
黃山
”
替代
“
徽州
”
使人有些悵然若失。
換名需要多少成本，會帶來多少收益，不足以衡量改名是否合理，而只能證明改名需要慎重。地名，更重要的是傳承一份歷史的溫情。每一片土地，都曾經有無數代人生活，詩文歌賦、地方史志、記憶積淀、鄉(xiāng)關所寄，依托于此，使人知道歷史的厚度、大地的堅實，并產生地方認同、鄉(xiāng)情史思。
當然，每個地名的歷史文化內涵并不一致，不是所有改過名的都需要復歸。但總體上說，如果可能，應該盡量還回被割斷的地名歷史，不成功的改名比比皆是，不能受制于幾十、十幾的誤植而怕花錢。沒有改朝換代，地名天翻地覆，這樣的情況，歷史上怕是少有。幾十前，張奚若指責
“
輕視歷史，迷信將來
”
，近些的地名亂象，也算是一個表現(xiàn)。
(
選自
1
月
28
日
·
劉洪波的博客》
)
6
．根據文意，下列對文章首段所說
“
巨大的代價
”
的理解不正確的一項是
A
．
“
巨大的代價
”
是指一個地方更名時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包括高昂的直接可見的經濟成本和當地民眾因地名變更所要承擔的使之產生
“
被掏空的感覺
”
的心理成本。
B
．在新中國政權初生期，
“
襄樊
”
這個地名從無到有，讓當時的人們付出了心理成本，產生
“
非驢非馬
”
的感受。
C
．當荊州與沙市合并時改名
“
荊沙市
”
，兩之內又復名
“
荊州市
”
，所付出的直接成本是高昂的。
D
．雖然如今
“
襄樊
”
復名
“
襄陽
”
，但此前卻因為已經
“
制造了幾代人的心理代價
”
，所以心理成本的付出遠比經濟成本的付出更為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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