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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歐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讀大學，第一次捧讀《鐵屋中的吶喊》時的震動和愉悅，及至讀到他的《狐貍洞囈語》，始在語言的輕松機智和見解的獨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歐梵先生“狐貍型”的治學方式和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學術之外的親切。近來歐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歲月》面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我耳聞后忙找來一睹為快，同時也在關注網(wǎng)上報端的書評;其間有兩則評論、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華讀書報》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學者的“二流”著述——評李歐梵的新著〈我的哈佛歲月〉》，其后半月余，《新京報》“書評版”又登出了一則與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學者的“三流”著述——兼與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讀完《我的哈佛歲月》，我原本想寫點什么，一時沒有下筆，正巧看到這兩篇評論，還是把自己的一點想法寫出來。

　　這兩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點繞，先要解釋一通。徐文題為“一流學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關于“刺猬型”學者和“狐貍型”學者的論述，坦言“我寧愿相信，事實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學者”，同時他認為“李先生的這本《我的哈佛歲月》，即使不用學術的眼光審視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題中的引號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隱隱體現(xiàn)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學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堅持稱《我的哈佛歲月》是“二流” 學者的“三流”著述，其實是以退為進的法子，說到底還是想讓人承認《我》是“一流”學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這個問題首先向徐文發(fā)難：李先生在書中明確地說過自己只是“二流學者，三流作家”，(書中歐梵先生說的是和“西方傳統(tǒng)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師級的尺度來衡量”，“有時自嘲”，以此自況，這其實是看似自謙實則自負的說法)，你非把他歸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對象來抬高自己”?進而以此猜測竟得出結論：“國內(nèi)的批評界還有一種現(xiàn)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評家專門喜歡拿名人開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評的對象不夠一流，也非要把他說成一流，否則自己的批評便會顯得缺乏分量”�？赐赀@段話我大吃一驚，徐慈威的文章寫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處顯得尖酸)，我竟沒有看出包藏了這樣的禍心，忙按圖索驥地把徐文又讀了一遍，除了讀出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學者，所以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敘述，還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蘊含的或者說內(nèi)斂的學術價值”等句子和為文的坦率真誠外還是沒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虛驚了一場。其實舒先生的話也并不新鮮，是文壇上的故伎了，前幾年有個滬上文人就慣用此術，把一切批評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這種話的惡劣之處就在于以自己已獲得的話語權力而制止別人開口，幸而不是歐梵先生本人;我看到這類話一向有些憤懣不平，時至今日居然還有人發(fā)此舊論，讓人不免驚訝，不過聽來既頗為耳熟，就不會如小兒女羞赧而退，還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兩大問題，剖辨清楚，許多問題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類問題在于往往把一個問題推向極端，或抓住一點不及其余，這樣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導致謬誤，他再緊抓不放加以發(fā)揮，結果討論的其實不是一個問題;我無暇指出文中無數(shù)的邏輯漏洞，僅舉兩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認為“以一個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而與哈佛女孩的媽媽去比試，去打擂，起點就不高”，舒平先生則說出這樣一番話，“如果一個人總喜歡戴著有色眼鏡看人，喜歡將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問題了”，“哈佛女孩的媽媽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兒培養(yǎng)成才難道沒有資格將自己的經(jīng)驗與眾人分享嗎?”前者提出的問題是歐梵先生作為在海外多年的學者、知識分子在書寫個人記憶時應該具有怎樣的精神高度，這種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論者認為李先生不應以一個暢銷書作家——哈佛女孩的媽媽作為參照(至于到底應不應該，下面會詳細討論)，后者并沒有在這個問題的本質(zhì)上作出回應或駁難，而是粗暴地給對方首先扣上“總喜歡戴著有色眼鏡看人”，“喜歡將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問題”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攪蠻纏的發(fā)揮，回頭一看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什么時候前文中講哈佛女孩的媽媽不能寫書了呢?

　　另有一處，徐慈威舉“罄竹難書”一例稱《我的哈佛歲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濫造。至少在大陸一般的用法中，歐梵先生確實把這個詞一連兩次用錯了。應該說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單純的遣字用詞，到了舒平的筆下，卻頗為高調(diào)地稱“我輩喜愛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歡李先生那種隨意、瀟灑，揮灑自然，天馬行空的文風”，由“文字”到“文風”，舒先生偷換的概念可謂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認為李歐梵水平粗制濫造(看官注意，這里 ‘文字’又被置換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說一句公道話’，僅從徐先生的這篇文章來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稱‘一流’，至少像我這樣的普通讀者都沒能被說服!”云云，且不說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時變作了論理的水平，也不說徐慈威先生論理的水平到底怎樣，批評對象和批評者之間有無可比，需不需要比，這大概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請舒平先生恕我言語稍有不遜，因為這里實在有些離譜了，“商榷”到最后卻質(zhì)問起批評者的水平以壯聲勢，實在有些不妥;我其實想說明的還是，當一個概念反復被置換時，討論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

　　舒文的第二大類問題，也是根本的問題在于舒平本人對于價值的評判缺少一種內(nèi)在的尺度，這才導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個文章的“格調(diào)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現(xiàn)了三種類型的著述：回憶錄、暢銷書和學術著作，對于它們評判顯然不能執(zhí)行同一標準：回憶錄有自身的精神維度，暢銷書要符合的是市場的準則，學術著作也自有一套學術的規(guī)范，當然回憶錄也可能是暢銷書，但總是要遵循最“本己”的價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識中這種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亂和可笑，一方面質(zhì)問“哈佛女孩的媽媽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無道理地假借正義之名批判所謂“所謂的學術著作”;尺度的混亂導致對所提及的諸種著述都缺少應有的尊重(誤讀也是一種不尊重)還是很表面的問題，我說的“內(nèi)在”是指一本好的回憶錄應是一部優(yōu)秀的精神傳記和心靈自傳，而不只是身體和經(jīng)歷的紀錄，歐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這一點，但是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尤其是魯迅的研究者，作為“中國公共空間”和“人文空間”的實踐者，作為海外“芝加哥大學中國思想者部落”的酋長，歐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傾向和價值立場值得、也引起了無數(shù)的關注，人們有理由對歐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舒平試圖否定這種期待不僅沒有抬高反而降低了這本書應有的品格。我們希望看到一個以西方精神為背景、在俄羅斯思想燭照下的真正的“狐貍”，而不是一個在多元文化中棲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賞的畫了大花臉的波斯貓——難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樂道。

　　最后還是回到歐梵先生的這本新書。為寫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歲月》又仔細讀了一遍，無論是知識還是情感，在這本隨性的小書中都很豐富，我認為其中寫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歡的，是幾篇回憶老師的文字，如《史華慈教授》、《普實克》，《退休記事》也頗為感人，然而畢竟《我的哈佛歲月》是本匆促寫成的書，沒有來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確實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處;至于書中“每每津津樂道的男女情愛之事”，徐慈威認為“未免不夠恰當”(作為知識性的回憶錄)，舒平則認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為個人的自傳)，我不作判斷，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斷被延期的領地”。不過舒文中說“今年終于讀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讀的書”，我還是覺得有些夸張了，如果舒先生真得這么以為，那實在是井中之論;而在其文末還有一段近似挑釁的話，我看后觸目驚心，真真無言以對，其實舒先生多看幾遍《我的哈佛歲月》中所論的書與人就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了。

　　東漢馬援在《戒兄子嚴敦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深以為是，并同樣以此為戒，愿與舒平先生共勉：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jié)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shù)郡畢至，吾重之愛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飽學之士大多周慎守禮，膚淺之輩大多騰囂猖狂。這里我絕無嘲諷舒平先生的這篇文章“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意思，我只是私下里覺得徐慈威先生一番寓褒于“貶” 的平和之論可能恰恰是對歐梵先生的理解和尊重，不由讓人想起書中寫普實克教授和夏志清教授筆戰(zhàn)的一段，一對朋友間的“筆墨官司”不但沒有損害友情，反而見出了雙方的學術風度和風范;而舒平先生以劍拔弩張姿態(tài)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徐文的原意，自說自話近乎無理，更為令人遺憾的是與歐梵先生書中所透露的寬容平和親切的人文氣息相背離，同時也沖淡了回憶所彌散出來的可貴的溫情。